讓我們再一起來對今日的意識形態操作——從我們的日常生活到全球的國際政治——作一個批判性的分析，看看在各種日常小事和國際大事背后，共享著哪些隱藏的意識形態邏輯。

　　喝咖啡的欲望

　　這一次的思想之旅，就讓我們從喝咖啡開始。我身邊不少親戚朋友，倒并非“酒鬼”，卻絕對稱得上是“咖啡鬼”。我的一位室友，從早到晚就看到他在不停地給自己灌咖啡，從不擔心自己哪天睡不著覺乃至徹底失眠。一次吃飯時聊起才知道，他從來喝的都是“decaf”咖啡，即除去咖啡因的咖啡。這一日常生活中最為不起眼、最平常不過的細節，在我看來，恰恰包含著今日意識形態操作的一個核心邏輯。

　　我們先來看另外一個生活中的例子(這個例子取自情景喜劇《人人都愛雷蒙德》)：一對有三個孩子的夫婦，丈夫雷蒙德總是在單位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一次妻子黛布拉去給丈夫送飯，卻發現他磨蹭在單位，原來不是在工作，而是和幾個男同事在看電視球賽吃比薩以及胡侃。于是，氣往上涌的妻子“命令”他以后下班準時回家!只得每日按時回家的丈夫，在家里卻礙手礙腳，東碰西弄，到處添亂，結果使照顧三個孩子已忙得團團轉的妻子更是大為不滿，天天發脾氣。一個晚上，經受了妻子一頓“脾氣”后的丈夫就問：你到底要我怎樣?妻子沉默半晌后說道：“我要你在單位時每刻都很‘想’回家，但人卻又不真的‘回’到家里添亂!”我在這里要論述的是，看似同喝咖啡完全無關的這一夫妻間的“折騰”，完美地解釋了“decaf”咖啡所實質隱含的內在邏輯：人們想要一樣東西，但實際上只想要其中同其幻想相一致的“好東西”，卻不是完完全全地要“它”;那是因為，欲望的對象(如我的室友所欲望的咖啡/那位妻子所欲望的“居家丈夫”)之實質，往往反而給人們的幻想帶來麻煩與困擾、乃至造成根本性損害(如整夜失眠/家里更亂)。

　　正是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欲望和幻想之間的隱秘關聯：人們的欲望，實際上是由幻想所支撐。我十分想要某樣東西(以“X”代表)，然而根本上要的只是某一符合我幻想出來的“美好東西”;而當該欲望本身被十十足足地實現(即最后得到了“X”)時，情況往往卻會像是那個妻子那樣，反而并沒有感受到那種得到“X”后所應有的滿足，相反，所感受到的往往卻是失落、甚至是不滿。生活中很多女孩子都經歷過這樣的感受：逛街時看到櫥窗里的某件名牌衣服極為喜愛，此后便開始為把它買回來而積極攢錢，然而一旦真的自己弄足錢或纏著男朋友把它買回來后，卻發現原來也就是這樣，感覺不過如此，甚至為花掉那么多錢隱隱心痛;而過了幾天，看到另外某件衣服，欲望對象一下子就轉了過去……

　　今天的“decaf”咖啡，不恰恰正是為滿足這樣的(由幻想所支撐的)欲望邏輯而生產出的產品?這種“咖啡”本身即是剝除咖啡之實質、純然符合幻想的“好東西”：一種沒有“X”的“X”(沒有咖啡因的咖啡)。今天在流行歌曲中所唱(所幻想)的“好男人”形象，不正是“decaf”咖啡的一個系列產品?這樣的形象之一種，便是前面那位妻子所最終“要”的、純然符合其幻想的那個在單位時時刻刻念著家里想著老婆、但又不真正在家添亂的“好老公”……如果我們對日常生活稍加關注的話，便會發現，我們今天已然被這樣的產品所包圍：走進超市，放眼可見那些99%乃至100%無脂肪的奶酪、冰淇淋;以及，無熱量的巧克力、不含糖的甜料、無西瓜籽的西瓜、甚至沒有酒精的啤酒……(這個名單可以一直列下去)這些不都正是“decaf”咖啡的“同門兄弟”，其“實質”——即它們的“定義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皆被盡數剝除?換言之，這些產品，不都正是一系列沒有“X”的“X”?

　　“色情制造業”的秘密

　　接著，讓我們再一起來考察一下，今天網絡時代的真正關鍵詞——“性”(在這個所謂“眼球經濟”的時代，每個網絡從業者都心知肚明，最“搶眼球”的實則便是“性”，點擊率自身也已拉下了這個關鍵詞的遮羞布)。在這個“敏感的”地帶，那相同的“X without X”的意識形態操作，難道不正是在隱秘地進行著?今天那所謂的計算機化的“虛擬性愛”(virtual sex)或“網絡性愛”(cyber sex)，難道不正是一種“decaf”sex(“seX without seX”)?即：依靠計算機屏幕以及網絡視頻頭為平臺的沒有性接觸的性，或者用現在流行的標語來說，“安全性愛”(safe sex)。

　　再進一步地展開考察：我們都知道，互聯網絡“性息”科技產業里最先大賺其錢、并且多少年里唯一能賺錢的，便是色情網站。為什么色情制品——從已橫跨半個多世紀的《花花公子》雜志到今日到處泛濫的色情網站，雖從不登主流媒體的“大雅之堂”、然而實則卻在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形成一個“看不見”的“主流產業”?為什么甚至有很多年輕妻子在午夜電臺節目里抱怨，自己的丈夫在結婚后竟仍極度迷戀色情制品?“色情制造業”的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秘密?

　　一份澳大利亞生活雜志最近對一組白領男子作了一個采訪調查：很多生活中有著正常乃至高頻率性生活的男士，對自己仍對色情制品癡迷不倦的回答乃是：那里面所提供的女性是“純美的”、“異常性感的”(由于《花花公子》的攝制效果，甚至多少年來總是有大量女孩爭作《花花公子》的當期女郎);甚至一個被調查者更是直接說道：看色情片中的女性私處，不用承受它本身所具有的那不“爽”味道……難道這個調查不正是揭示出了色情制品“長流不息”的全部秘密?即：這些制品所提供的，正是完美符合男性幻想的“decaf”女人——那些在日常生活(如身邊的老婆、性愛伴侶)中所遭逢不到的“純美女人”，那些不含有“令人不快”的女性特征的“完美女人”……

　　反過來，日常生活中的女人，實則在根本意義上，僅僅是作為那一根本性幻想的補充，即那只存在于色情片中的“完美女人”的替代性填充。關于女人的這種作為替代性填充的狀況的一個最好的隱喻，我們可以在今天的“性商品”市場上找到：即那種已在日本、美國以及不少歐洲國家廣受歡迎的真人大小的“充氣娃娃”，一個“空心”的模擬性“女性身體”，一個只為滿足男性欲望而“存在”的對象-工具。正是同這種“空心”的“女性身體”一樣，在所謂的“真實性愛”中，女人的“身體”實際所起的作用就是：僅僅作為男人那幻想性投射的一個支持。

　　這就是為什么，為了更好的市場銷量，這種“充氣娃娃”往往直接便以色情制品中的女主角作為“模板”來制造(在電影《八毫米2》中，我們可以看到色情制造業和性商品制造業的這種“掛鉤關系”：消費者直接可以在網上訂購色情片中某女角的專門的“充氣娃娃”)。于是，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較之身邊女人的“真實身體”，這種“充氣娃娃”很多時候甚至更能“勝任”地來支持男人那幻想性的投射，即更好地成為幻想本身的“補充”。故此，我們不難預見：在不遠的將來，這種已大受歡迎的性商品，會像色情制品那般地四處泛濫，如同今日市場上的咖啡和“咖啡伴侶”一樣。也即是說，在不遠的將來，女人的社會性地位，很可能將連“色情片填充”的狀況都無法保住。

　　于是，在今天的意識形態狀況下，“性態”(sexuality)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吊詭：一方面，女性主義在公共話語的層面上，似乎正一路凱歌、逐漸成為“政治正確”之向度，即幾乎沒有人今天會公開地站出來，反對給予女人平等、尊重、自由等等;而與此同時，隱秘地但十足反諷性地，女人實際上正越來越陷入這樣的絕境中：她們將只有兩個選擇，即要么努力成為色情制品或相似狀況(如模特業、演藝圈等等)下的“decaf”女人，要么努力使自己本身成為“男人”，遵循乃至認同男性的幻想邏輯(即要么成為“幻想”本身、要么成為“幻想者”本身)。這難道不正是今天意識形態氛圍下女孩子的奮斗目標?——一大半在做著“明星夢”，剩下的那一小半則在做著“女強人夢”……而那些至今仍在做著“居家太太夢”或“嫁個有錢人”的女孩(即讓自己成為“幻想的補充”、成為男性欲望的對象-工具)，她們以后所抱怨的，將不再僅僅只是那些色情片而已;更嚴峻的家庭危機，將是那些可以完全代替她們本身的“色情片伴侶”、“美女娃娃”們……

　　因此，具有高頻率的“真實性愛”，并不影響男人們對色情片的“忠誠度”;并且，結構性地來講，情況正是相反：“真實性愛”在結構上更為強化了色情片所提供的幻想。那是因為，日常生活中的“真實性愛”，使色情片里的“完美女人”成為了一個永遠缺失的對象，就如同那兩千年來的歷史現實，使耶路撒冷成為了猶太人的一個永遠缺失的幻想性“家園”一樣(“圣城”)。一個從未有過性生活的男人，《花花公子》或色情片對于他來說，往往便是激發那在日常生活中尋找性伴侶的欲望;而對于已具有高頻率性生活的男人而言，色情制品中的“完美女人”，則成為了一個根本性的幻想：其根本性便在于，它永遠無法在日常生活中被“實現”。

　　受同樣的意識形態邏輯之隱秘操作、但與色情制品完全相反的狀況，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同樣也能看到。譬如，許許多多男人都曾有過這樣的夢，即成為一個婦科醫生，甚至我身邊真有一個朋友，正是為“這個夢”而在考大學時選擇讀醫科。然而，一旦這個“夢”(欲望)真的被實現后，這些其他男人私下都羨慕不已的“圓夢者”，恰恰往往最為失落、最有“苦”說不出。這份痛苦，和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天天發脾氣的妻子一樣，正是來自于其根本的幻想被破壞!同那些色情制品癡迷者相反，婦科醫生往往是對女人最提不起“性趣”的一群人;個中“癥結”便是：在和那“decaf”的“純美女人”相反的方向上，他們同具有女人實質的女人太近了……

　　于是，十足反諷性地，對這種幻想結構的一個激進的破壞，恰恰正是它被“實現”的那個時刻，即某人“成為了”婦科醫生、或真正近距離地“遭遇到了”《花花公子》或色情片中的那個“完美女人”：在那一時刻，幻想中的“完美女人”驟然僅僅變成為日常生活中一個女人的“身體”而已(就如同女孩子買回那件“夢寐以求”的衣服的那一刻，那件衣服便立時喪失了它原本所提供的那塊幻想性空間，而成為一件“普通”衣服)。正因此，在今天，當一個女孩子終于等到自己芳心所屬的那個男子向她示愛時，她最“聰明”的回應，恰恰不是接受他的追求，而是對之拒絕：惟有通過這一決絕的、“自殺性”的拒絕，她才能成為那個男子心中永遠的“愛”，即始終成為一個康德(Immanuel Kant)意義上的崇高的對象，而不致最終淪為一個欲望的對象-工具……同樣地，正是類似的幻想結構，反諷性地“支撐”著晚近幾十年來中東的主要危機(即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沖突)之不斷延續乃至持續升級：問題的吊詭恰恰便是，當猶太人真的“如愿以償”地、不再有血腥沖突和“爭議”地完全占有耶路撒冷的那一時刻，反而正是“耶路撒冷”開始喪失其長年以來作為猶太教的幻想性支持的時刻，耶路撒冷僅僅變成為地球上的一塊土地而已(多少年來將猶太人聯結起來的那句“明年，耶路撒冷!”，反而將不復其原先的符號性功能)……

　　在我看來，這才是我們的上古諺語——“好景不長”所包含的真正的驚駭性秘密：不是“好景”總是在時間上無法“長”，而是一旦成為了“好景”，在結構上它本身便已然不再“好”(那還怎么“長”得了)!

　　普遍人權的核心：“我們都是色情片主角”

　　我們可以借助黑格爾(G. W. F. Hegel)這對概念——“實質”(substance)與“主體”(subject)——來對“色情制造業”的結構性秘密作更進一步的哲學性分析。黑氏的著名論斷是，我們應不僅將“絕對”(the Absolute)構思為一個實質，并且將它構思為一個主體。就在這里，我們遭遇到了這樣一個顛覆性的哲學命題：主體恰恰不具有實質。換言之，現代的主體性，本身的核心便是一個缺失實質的空無。

　　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個哲學的層面上，恰恰都是那色情片的主角——“decaf”女人：“我”，根本上即是符合自己幻想的“我”，而那“自己的幻想”根本性地總是主體間性的，即總是社會性分享的幻想。我所認同的關于自己的種種身份，都是我(們)所接受的“好東西”：譬如，再好色的男人，都不會想到去認同自己為“色鬼”，這類詞永遠是給“別人”的……正因此，“自我辯護”總是每個人的“第一”反應(并非生物學意義上的“自然”的、“本能”的反應，而是由幻想所帶來的社會-符號性“反應”)，而真正意義上的“自我批評”總是十分難得，因為它本身即意味著直面幻想被刺破后的創痛。

　　當我們把自己在社會現實中的諸種身份——即自我介紹中的“我是X”里的那個“X”，如“中國人”、“男人”、“博士”、“教授”、“某人的兒子/父親/老公”，等等等——一一剝除掉，最后所剩下的“我”(即“我”的“實質”)便是：一個沒有實質的空無。這個空無，或許，恰恰正是現代人權的真正的隱秘的構成性基礎：我們每個人可能高矮胖瘦、膚色面貌、語言宗教、性格喜好、性別年齡、社會地位、能力天賦等等等等都不同，但我們最終均具有同樣一個“核心”，而正是這個相同的“核心”使我們正當地擁有平等的普遍“人權”。現在，我們通過對“色情制造業”的哲學考察，遭遇到了關于這個相同“核心”的驚駭性秘密：我們每個人都是“decaf”的，最后的核心都是純粹的空無(于是“相同”、進而“平等”)。“人權”的根本實質，便是那“沒有‘X’的‘X’”，其核心不是實質性的“人性”，而是根本沒有這個實質(即空無);換言之，人權本身乃是一個沒有存在論根基(如“人性”)的符號性造物。然而于此處，我們有必要將分析再推進一步：恰恰也正因如此，人權才能從啟蒙時代的歐洲白人階層，通過幾個世紀的社會-政治性的實踐和斗爭，慢慢變成為今天的普遍的人權;也正因如此，我們可以期待某天能有“動物權”(因為“人性”并非權利的核心)，來對抗今天社會現實中大肆泛濫的諸如“虐貓”等殘忍行徑……

　　根本性地，在這里我們看到：在我們今天的意識形態秩序中，從最淫秘隱晦的“色情制品”、到最公共宏大的“普遍人權”，根本上分享著同樣的結構性秘密(即“X without X”)。于是，我們可以這樣反轉性地來理解“色情制造業”的秘密：人權有多么受歡迎，色情片就有多么受歡迎……這就是解釋了，為什么今天甚至在一些最嚴苛的伊斯蘭國家，色情片都禁止不了(就如同那里的統治者同樣無法全然取消來自西方世界的“人權”一樣)……

　　今天那絕非少量的人權的積極捍衛者且同時又是色情片的積極抵制者，在這意義上，便絕不僅僅是在對抗色情片，而是在自反性地對抗著整個現代性背后這一整套根本性的意識形態隱秘操作!也許，正是這種自反性，使我們看到了在不放棄現代性之積極遺產基礎上的真正的對現代性的激進超越之路標。

　　“Ask for more!”

　　回到“色情制造業”以及“decaf”系列產品的商品-市場層面上，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今天這樣的“X without X”的“decaf”產品之泛濫，以不露痕跡的隱秘方式，究竟給我們所處身的這個現實世界帶來了怎樣的影響?順著這個追問展開思索，我們將不難看到：它根本上正好是顛倒了孟子的那條著名古訓——魚與熊掌不可得兼。這些去除了其根本性實質的“decaf”產品，正似乎使人“得兼”了所有欲望中的“好東西”(魚/熊掌……)，而不承受它們本身所包含的種種會破壞那支撐欲望的幻想的東西。

　　我們看到，代之以韋伯(Max Weber)所分析的早期在新教倫理影響下的“入世禁欲”的資本主義精神，在今天的全球化市場社會——或用杰姆遜(Fredric Jameson)的經典術語，“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主導的意識形態邏輯實質上便是：徹底的享樂主義，即盡情地追逐欲望。在原來的商品-市場秩序中，起主導作用的實質上是亞里斯多德主義的“適度”邏輯。君不見那些生活指導類書籍、健康手冊在一遍又一遍“科學地”告訴我們：喝咖啡，但不要太過度，以免影響睡眠作息生物鐘;飽口福，但也不要吃太多，以防過度攝入脂肪;做愛，但也不要頻度過高，更不要整晚不停(有間歇地入睡前一點點性愛可以調劑睡眠、有助健康)，等等等。

　　但今天的享樂主義所遵循的邏輯是：咖啡想喝多少就盡情喝多少，因為它已經是“decaf”的咖啡!冰淇淋、奶酪、巧克力盡情地吃，因為它已經99%乃至100%無脂肪!甚至，一個人可以整夜在網絡視頻聊天室對著電腦屏幕進行“虛擬性愛”，同時在家庭生活中卻不用受這種額外的過度性愛所累：他仍可以毫無愧疚地對妻子聲言，自己從未“出軌”或有“外遇”，是個絕對忠實的丈夫(這，或許才是“安全性愛”所隱藏的底層含義)……

　　對比起來，我那位咖啡從早喝到晚的“咖啡鬼”室友，實已算是當代享樂主義的一個比較“溫和”的例子;比之過度的例子，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都遭遇了太多太多。今天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邏輯，正是竭力使每一個人(“用戶”)無止境地進行消費;那百事可樂的廣告語，不正是將這一隱藏的徹底享樂主義之邏輯表達得直白通透至極——“Ask for more!”(要求更多;該廣告語的官方中文表述甚至更為赤裸裸，“渴望無限!”)那“想要多少就盡情多少”的“decaf”系列產品的泛濫，便正是這一意識形態操作的主要產物。而那早已成為今天絕大多數人每日生活之“有機部分”的避孕套，則可以說是“decaf”模式產品的一個前身：它致力于使人們盡情得到“魚水之歡”中的“好東西”，而(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地)不受其本來的實質性后果——即受孕懷胎——所帶來的“麻煩”與“困擾”。那小小的避孕套所隱秘承載的，不恰恰正是今天已成為霸權性意識形態的徹底享樂主義邏輯——“Ask for more!”

　　當代美國最受歡迎的喜劇演員宋飛(Jerry Seinfeld)在其舞臺表演以及情景戲劇《宋飛正傳》中，有一段著名的追問：什么樣的科學家，會投身于研究“無籽西瓜”?當別的科學家們投身于研究癌細胞、愛滋病;竟有這樣一些科學家，盡管很清楚每日有許多人死于各種無法治療的絕癥，他們仍決定將自己貢獻給攻克“無籽西瓜”;成千上萬的人們在死去，而對于他們，只有一件事必須要阻止，那就是——“呸”(吐西瓜籽)……通過前面的分析，現在關于這種“變態”科學家之狀況的關鍵已十分顯明：在今天，恰恰就是這個小小的由西瓜之實質所帶來的令人不“爽”的“呸”，必須被剝除!這一猶如色情片里那沒有女人實質之“純美女人”的“decaf”西瓜(以及類似產品)之開發，恰恰承載著今日市場邏輯的所有秘密，換言之，即指明了合法暴發橫財的超級捷徑：平時只吃一個西瓜的人，這種西瓜可能就會吃上好幾個，更遑論今日那“饑渴”難填的“咖啡鬼”、“巧克力鬼”、“冰淇淋鬼”……正是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隱秘性但根本性地，那“長流不息”的色情工業、人潮涌涌的“色情片鬼”，實際便是今日市場邏輯之下的真正的典范性產業，無數可以登“大雅之堂”之產品，均正在極力攻克“科學”難關，使自身蛻變成為“少兒也宜”的“色情制品”。

　　今天，你“革命”了嗎?

　　我們現在將分析的視野從經濟領域轉入政治領域：今天主導的政治意識形態之一——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左翼理論家”所倡導的“第三條道路”，難道不恰恰正是一個“decaf”產品，一種“revolution without revolution”(沒有革命的革命)?我們看到，近十年來歐洲的布萊爾、施羅德們所采取的“全新”的社會民主主義，在接受市場全球化統治之同時，仍聲稱保持這樣或那樣一些“左翼”社會政策……這種“打左燈、向右轉”的“第三條道路”政治方案，一方面繼續掛著“左翼”的旗幟，仍搭乘著“革命”的免費班車;另一方面則已然剝除了“左翼”之實質，而完完全全淪為放棄革命性創造的、沒有原則的機會主義。這樣的“沒有革命的革命”，實則正是在全面接受主流的全球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同時，再多加一點點這樣東西或那樣東西、拌上些帶有“革命”符號的佐料，形成某種妥協后的合成品——“革命”但“無傷大雅”的“第三條道路”。

　　來自斯洛文尼亞的齊澤克(Slavoj Žižek)曾在一個講座里談到他的一個個人經歷，在這里恰恰很有分析的價值：在成為一個享譽國際的哲學家后，一份以分析現代/后現代藝術為主的學術雜志《October》(十月)找到他，希望他能為該雜志寫一些文章。齊氏很好奇地問對方，雜志的刊名是指哪個十月?那位編輯幾乎以半機密的神情向他耳語道：當然是那個十月，1917年!在這里我們看到，正是通過這樣的以某種“革命”符號作為自我標志的方式，那份雜志一方面可以通篇充斥著那些以復雜術語來談論后現代藝術的瑣碎文章，另一方面，則隱秘地似乎仍同“革命”這列班車保持著某種關聯……

　　作為這種意識形態操作的一個直接后果，便是在今天的政治話語中，“革命”符號廣為泛濫(想要多少“革命”都可以，“書齋里的革命”口號隨便叫，因為它已經是“decaf”革命，即“去革命”的革命，或者說，在不越出當下意識形態坐標的“安全”的革命);但同時全然剝除了真正的激進革命——即“revolution with revolution”(帶著革命的革命)——的向度。

　　在同樣發表于《東方早報》的《作為“幻想”的批判性，或知識分子的團結》一文中，我分析了當代中國“批判性知識分子”的一種根本性的困境性狀況，那就是——“critique without critique”(沒有批判的批判)。問題的癥結即在于：“批判”本身，成為了許多知識分子的一個根本性幻想;換言之，批判的邊界，就是以不破壞這一幻想本身為限度。于是，許許多多當代知識分子的批判，實質上乃是在意識形態坐標之內的“decaf”批判，即“安全”的批判、沒有批判之實質的批判。正因此，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我們似乎聽到很多“批判的聲音”，但眾聲喧嘩、流光浮影之下，真正地對我們時代具有穿透力的批判聲音，仍實寥寥無幾。比如，許多批判市場邏輯的知識分子，實際上自己卻在樂此不疲地炒股票;飯桌上一開口，噴出的便是一副小資派頭，酒過三巡哪分得出哪個是企業老板哪個是“批判性知識分子”;我前一陣在國內，某日打開電視一不小心便發現：某倚借批判“市場意識形態”與“自由主義姿態”博得盛名、但近來“聲音”頓然消匿的知識分子，原來便是正在播放著的某POP劇集的主要編劇班底，看來此君近兩年進軍影視界、投身“市場意識形態”中博取功名去了……

　　這種被剝去批判之實質的“decaf”批判的隱秘邏輯便是：讓我們盡量地談論批判、盡情地高呼“第X次思想解放”、“激活革命性的制度創新”……，以確保真正的激進批判、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激進變革絕不會出現。那些批判市場邏輯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正是“無聲地”依靠和指望著市場邏輯的長期延續，內心殷切期待著在學術市場上的名校教席、高薪跳槽、終身教職，更不要說那些在外面兼職“玩票”的袞袞諸公……因此，那許多自我冠名的“批判性知識分子”，其“批判性”所指向的正是一個空白的姿態，這個姿態之實際的內容就是：沒有人去實踐任何激進的批判。齊澤克嘗言，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以“普遍化的變態”——“變態狂”在精神分析意義上即是缺乏質問、對意識形態頂禮膜拜、甘愿成為其工具的一群人——為特征的意識形態環境下，“壓制”這個詞在今天本身已快失去其用途。如果他這句論述略有夸張之嫌的話，那么在“decaf”批判盛行的當代中國思想界，看來它卻在很大程度上相當契合。面對這種困境性狀況，我在前述文章中提出，惟有以穿透幻想的“critique with critique”(帶著批判的批判;或者說，完完全全地批判，而并非只想要“批判”所帶來的“好東西”)，來進行自我反思性的激進批判實踐，即對自己批判之前提展開批判、對自己批判之“無形邊界”進行激進的越界。

　　二十一世紀的“百事可樂”超級大國

　　讓我們再將分析的視野拓展到國際政治層面：作為一個顯著的現象，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以來，美國在戰爭中越來越高頻度地采取高空精確轟炸，以追求戰爭中己方的零傷亡。這種己方沒有傷亡的戰爭，不恰恰正是一種“decaf”戰爭?

　　我們需要繼續追問的是：這種己方零傷亡的“decaf”戰爭模式的出現，究竟對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秩序意味著什么?前面所分析的今天的享樂主義邏輯，已經為我們給出了那震驚性的答案，那便是：想要多少戰爭就盡情發動多少戰爭!同“幻想中的完美戰爭”相一致，這種“decaf”戰爭可以獲得所有發動戰爭的“好處”(如取得各種經濟的、軍事的、地域政治的利益與優勢)，卻不用承擔發動戰爭之最根本的實質性困擾(已方的大量傷亡)……我們看到，晚近這些年來，美國一次次地發動戰爭，繞開聯合國不算，甚至無視歐洲諸國的反對。美國現在所隱秘遵循的，難道不正是“Ask for more!”的百事可樂邏輯?

　　另一方面，我們同時也讀到了各種各樣針對這種國際新秩序的知識分子話語——從以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為首的知識分子對戰爭的聯名譴責，到一批又一批國際政治“專家們”對小布什政府的種種分析……然而根本性的問題卻在于：那諸種知識分子話語所共同缺失的，恰恰正是在前面分析中所揭示的這樣一個今天意識形態的根本性的隱秘操作：在今日種種風云變幻的國際紛紜——尤其是軍事武力甚囂塵上——的背后，己方無傷亡的“decaf”戰爭之模式，不正是起著根本性的作用?以晚近美國與歐洲的關系為例。在“破裂的大西洋聯盟”背后，究竟是什么因素在隱秘地起著主導性作用?今天美國與歐洲的沖突性關系之實質乃是，并非歐洲“背叛了”美國，而是美國不再需要依賴于其與歐洲的同盟伙伴關系：在形式上華盛頓仍會爭取、拉攏昔日的盟友，但那些盟友的贊同與支持實質上已不再是必須，而只是成為一個可有可無的選項;美國近年來對歐洲的外交所傳達的實質信息便是：“不管你站不站在我這邊，我都會動手”。

　　晚近美國所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其軍事目標雖然是薩達姆政權，但它真正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的目標，卻是囊括了所有戰爭內外的人，即通過伊拉克戰爭向所有人們傳達出這樣的信息：在新的后“9·11”全球秩序中，美國成為了一個可以獨立于其余世界之外、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單獨的超級大國;它可以單方面發起“先發制人的攻擊”(preemptive strikes)，而不必依賴其余世界任何方面的支持和同意。而這種“先發制人的攻擊”之隱秘邏輯，實則就是我們所熟悉的“莫須有”：先以某理由發動戰爭，事后再尋找支持該理由的證據;甚至事后根本找不到證據也沒有實質關礙，因為不管事后怎樣，其本身目的已達——薩達姆政權已被根除。如果不計歷史與當代中的“正/邪”這些情境化的價值判斷，秦檜當年不正是以同樣的手段(即“莫-須-有”)來除去岳飛的?由于始終在伊拉克找不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戰后表面上似乎美國遭到質問一片;其高潮便是，在2004年美國總統競選中，克里就主要用它來攻擊布什，指稱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根本便是“大規模欺騙性武器”(weapon of mass deception)，然而反諷的是，克里本人卻最終仍敗在這種“大規模欺騙性武器”之下，以競選失敗而告終。當下很多人指責美國，實質上不正和后人罵秦檜一樣：無論怎么罵，岳飛已死于其手，歷史已被改變(無論怎么指責，薩達姆已被除去，當下現狀已被改變)……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便可以理解：為什么齊澤克在其論伊拉克戰爭的新著中，斷言美國在戰前非但不是如他們在強調發起戰爭之理由時所聲稱的那樣，確定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根本就是確定伊拉克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們敢于對伊拉克發動地面攻擊，就是最根本的證據。倘若他們對此哪怕尚有一絲疑慮：薩達姆真的會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并以此還擊;那么，這將導致數以千計的美軍傷亡，他們決然承擔不起這樣的風險，而是會簡單直接地改為全面采取高空轟炸。因此，地面襲擊正是最有力的證據，標示了美國確切地知道，那里不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于是，這批至今仍保持神秘、掘地三尺仍不肯現身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本身很可能自始至終、從頭到尾就是一個意識形態編造、一個純粹的“莫須有”，或者用克里競選班底的精彩修辭，一個“大規模欺騙性武器”。

　　在這場伊拉克戰爭中，美軍的迅速勝利，自身就是一個反對其發動戰爭之理由的終極證據，即伊拉克并不具備“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換言之，絕不構成美國戰前所宣稱的“巨大威脅”。而反過來看，這種己方無傷亡的“decaf”戰爭模式，使得現在許多國家——尤其是被美國列入“邪惡軸心”、“流氓國家”的政權——反過來更為積極地研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如北朝鮮如今拼命埋頭研造核武器。對于他們來說，薩達姆的垮臺，無疑正是因為這位“半世”梟雄并沒有真正握有能夠造成對方大量傷亡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因此，盡快擁有核武器，已變成為他們在未來世界秩序中得以“存活”下來的唯一保障：使那個“百事可樂”超級大國若真要對其下手，不得不冒上己方可能遭受那瞬間奪去幾百萬生命之核打擊的巨大風險。

　　我們現在已看到：正是這種己方無傷亡的“decaf”戰爭，隱秘地但根本性地支配著今天那全新格局中的諸種國際風云。當那些國際政治“專家們”紛紛拿“文明沖突”、“帝國”或“世界警察”論等各種既有的(右翼或左翼的)理論模型去拙劣地硬套后“9·11”的全球格局、喋喋不休地彼此復制那幾套空洞言論，我們何不在喝下一口咖啡的同時，自己來展開一段批判性的思想實踐。這樣的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實踐，永遠沒有終點。由衷期待我的這篇作為《這個謎語太黃色》之續篇的文章，僅僅成為那即將涌現的更多更多續篇的一個小小開幕。

　　附語：今天的意識形態批判

　　這篇對當下意識形態的分析性文章，最初是以報紙能夠容納下來的篇幅來進行寫作的;然而，隨著在寫作過程中分析視野的不斷擴展，最終形成了現在的樣子，規模翻了近兩倍。

　　在發表于《開放時代》2006年第2期上的《一把插向心臟的刀——論意識形態批判之(不)可能》這一長篇論文中，我討論了意識形態批判在今天是否可能這一問題，并梳理出了一個以蘇格拉底(Socrates)、康德、拉康(Jacques Lacan)為代圌表的“離奇的”傳統。在后“9•11”時代，這個以“不可能性”為構成性核心的哲學傳統，在我看來，是意識形態批判之唯一的可能的實踐。《這個謎語太黃圌色》與作為該文續篇的本文，正是在這個傳統下的一系列具體的意識形態批判實踐。這樣的批判性實踐，在揭圌示當下意識形態之隱秘操作及其邏輯的同時，旨在避免下述兩個“意識形態陷阱”：其一便是“經典的”意識形態批判，即在批判性分析當下意識形態的同時，對其批判對象作出普遍性的宣稱，并提出另一種替代性的普遍敘事;其二則是所謂的“后現代的”意識形態批判，即強調各種“微小敘事”是完全特殊的，只能在特定領域中對意識形態作微觀的特殊分析。

　　在《這個謎語太黃色》及其續篇中，我總是從某一日常生活中的遭遇(encounter)開始，來展開一段反思性的批判實踐。這樣的分析本身并非是一種普遍化的分析。在這兩篇文章中，經由分析所揭示的“現實-幻想”的結構性圌關圌系、“欲望-幻想”的結構性關系、以及那往往溢出性地將幻想顯露出來的符號性機制(“謎語”)、當代種種剝除實質而純然符合幻想的“decaf”模式產品(“X without X”)等等這些意識形態操作，它們本身并非是對整個當代意識形態的終極診斷，而只是對其中某些操作所遵循的隱秘邏輯而作出的批判性分析。分析本身并不意味著揭示真圌理，并進而提圌供出解決方案;而是借助于一些分析性概念，來提供出一個(些)被當下意識形態所掩蓋與壓制的切入“現實”的視角。正因為在文章中被分析的那些隱秘的操作實遠非今天的意識形態之全部，我由衷呼喚和期待著更多更多的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實踐，來對當下意識形態作出各種角度的反思性分析。

　　同時，在我的文章中，對當下意識形態的批判性分析，總是越界性的分析。也即是說，我們絕不應自縛性地將自己的反思性實踐僅僅框限于某個特定的“微小”領域。今天的意識形態“狡計”之一，在我看來，就是在“后現代”的名義下，將思想實踐割裂成一個個特殊的“敘事”。因此，今天的意識形態批判，必須是一種越界性的思想冒險;其關鍵便在于：一個反思性實踐所跨越的“微小”領域越多，正是越說明被分析的那種意識形態操作在當下的霸權性(而非普遍性)地位。這種霸權性地位不一定完全體現在經驗性的計量意義上，而是指那些在結構意義上的主導性操作。

　　最后我想要闡明的是，這種對當下意識形態操作進行跨越各個(后現代)“微小”領域的批判性分析，本身完全是針對當下的，而非針對任何時代。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當下的存在論”(ontology of the present)，應為我們所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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